“我要求汽车集团要日夜奋战,努力拼搏,大干三个月。” 许家印的这番话响彻在恒大集团的年会上,无数员工为之振奋。许家印,这位派头十足的领导人,正是中国恒大集团的掌舵人。
20年来,许家印依靠高杠杆和快速周转的商业模式,将一个小公司打造成为500强企业,其商业传奇无人能出其右。但在这个传奇背后,许家印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互动却鲜为人知。本文将解读许家印与恒大帝国崛起背后的政商关系,并剖析这座商业帝国最终沦落的内在原因。
1958年,许家印出生于河南农村。1978年高考恢复,他以全市第三的成绩被武汉钢铁学院录取。大学毕业后,许家印进入国有武阳钢铁公司工作。90年代初,随着国企改革,许家印辞去国企工作,来到深圳创业。
1992年,34岁的许家印进入深圳一家服装连锁企业工作。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他很快为企业创造了第一桶金。3年时间,他就帮这家公司赚了2亿元人民币。但由于与老板存在利益分歧,许家印决定自立门户。
1995年,许家印在广州创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通过开发小户型商品房,许家印找到了适销对路,并迅速占领市场。“当年买地,当年开发,当年售房”,这成为许家印的商业模式。通过快速回笼资金和高负债运作,许家印将恒大打造成广东一哥。
一个农村教师,如何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成为房地产大鳄?这背后有着许家印与体制的互动。作为80后,许家印与体制保持着微妙的距离感。他既在国企历练,又敢于冒险创业。正是这个距离感,让他既能享受到体制红利,又能避开体制约束,最终在制度变迁中崛起。
2003年,在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的支持下,许家印正式将公司更名为“恒大地产”。“恒大”二字取自张广宁提议,寓意恒久大业。从此,恒大开始与广东本地政府建立密切关系。
在张广宁支持下,恒大得以进入广州最核心的商业区进行开发。其中,位于广州CBD的“恒大中心”更是成为恒大的标志性项目。恒大中心不仅是广州最高建筑,更是恒大集团的总部所在地。
2006年,在政府支持下,许家印将恒大带入资本市场,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上市当日,恒大市值达到620亿港元,许家印一跃成为内地首富。“红色资本”从此诞生。
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许家印凭借政治资源再次化险为夷。恒大不仅安然度过难关,还在危机过后获得更大发展。许家印也由此确立了与政府的互利关系。
2010年,许家印见证广州恒大足球队诞生,并亲任球队董事长。通过足球 smoothing,许家印进一步拓展政商关系。2012年,他成为全国政协常委,正式跻身权力核心。一个草根教师,如何成为红色资本王者,政商关系是关键。
如果说互利是恒大兴起的原因,那么过度互利也导致其最终沦落。恒大模式过于依赖土地财政和银行信贷,一旦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其业务模式难以为继。
2020年,在“三道红线”政策下,恒大负债规模过大,融资成本大幅提高。来自政府的支持减弱,导致恒大出现严重的现金流危机。与此同时,恒大也暴露出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
2021年底,许家印被限制出境,多个恒大高管被调查。2022年开年,恒大违约,信用迅速崩塌。一个商业帝国就此沉沦。其兴衰轨迹与中国过度互利的政商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许家印与恒大的故事,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故事里,我们见证了一个普通人如何依靠机遇和政商关系崛起为王者,也看到了过度互利最终导致的悲剧收场。当历史册页翻过许家印这一页,我们更应思考的是,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定义政商关系,使其朝着更正向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