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与工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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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工合运动重要发起人路易·艾黎诞辰125周年,也是中国工合协会成立84周年。去年新西兰“路易·艾黎纪念馆”于奥克兰市开馆,今年12月2日位于上海长宁区愚园路的路易·艾黎上海故居正式对外开放,使近现代中国史上这位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新西兰人得以被更多人所了解。

艾黎是个怎样的人物?工合又是怎样的一个组织?艾黎与工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与中国又有哪些联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将回到90多年前,艾黎踏上中国土地的岁月。

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出生于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区,青年时代曾作为新西兰远征军成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受过重伤并有军功。1927年4月21日,他从澳大利亚悉尼,经香港,来到上海,目睹了“四一二”政变的。他来华后一直在上海工部局工作,曾担任工业科工厂督察长一职,其间,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他在中国广泛游历,亲身了解中国国情和下层人民的生活情况,同时结交了很多著名的中国和西方人士,如宋庆龄、鲁迅、斯诺、史沫特莱、马海德、贝利等。1932年末他开始参与保护中国人的地下活动,在他上海住所的顶层设置了共产国际中国组织的秘密电台,与长征中的红军保持联系。他为美国员格兰尼奇夫妇在中国主编的旨在向西方宣传中国抗战的英文杂志《中国之声》撰稿。1936年,他曾经西安,赴太原为兑换红军在山西缴获的地方货币。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对上海进行了狂轰滥炸,摧毁了中国工业重镇上海的工业系统,日用品在中国内地极度匮乏。同年11月,艾黎和斯诺夫妇等人构想并发起了工合运动,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计划。计划草案由上海的实业界和文化界人士胡愈之、梁士纯、王艺生、王国秀、王立明、丁贵堂、徐新六、卢广绵等自发讨论协议而成,并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请。1938年8月5日,在汉口设立由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总部,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任主席,艾黎担任行政院技术顾问,由此工合运动开始展开工作。在工合创建的问题上,宋庆龄、宋子文和抗战派的宋美龄等人给予了巨大的支持。艾黎也多次同周恩来、博古等高层讨论开展工合运动的作用、性质等问题。周恩来和博古认为工合的主要任务是拉住蒋介石抗战,尽可能多地争取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工合”的支持。

工合建立起了三道经济国防线个办事处。工合主张“难民抗战”,“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五四运动在难民、残废军人和农民中的延伸。艾黎听从了博古的意见,使中东部的三座棉纺厂和60座其他工厂及工人迁到了西北,申新第六棉纺厂迁到宝鸡,其余两座迁到西安附近。在宝鸡成立了第一个合作社,即打铁合作社,由7个铁匠组成。之后,迅速成立了制鞋、毛毯、毛巾、药棉和纱布等10多个合作社。合作社的章程十分民主与现代化,明显具有西方合作运动思想的痕迹。同年8月,艾黎率领千名难民从汉口到达西北。1939年6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香港主教何明华任委员会主席,艾黎担任实地工作秘书。这在工合运动获取资金和援助物资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截至1946年,工合国际委员会从美国、英国、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获得大约500万美元的援助。

工合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供应和武装东南地区的新四军,以进行抗战。艾黎亲自负责东南区的工合工作,选定赣州作为东南办事处地址,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便建立了130个合作社,涉及机械、造船、印刷、纺织、制革、制鞋、毛巾、袜子和砖瓦等各个行业,有力地发展了战时工业和经济。浙皖工合事务所成立后支持了这一地区新四军的军工生产,为他们制造手榴弹、修理卡车和机关枪。新四军司令叶挺表示皖南工合“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并希望工合进一步加大对这一地区的援助。1939年7月,政府要求工合赶制100万条军用毛毯。为了订购原材料羊毛,艾黎前往阿坝藏族的松潘地区进行采购,完成了军毯任务,工合一举成名。

1939年1月,艾黎来到延安,向汇报了工合的工作情况。同年9月,致信香港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表示感谢他及工合对抗战的支持,并要求工合更多地支持八路军的经济生产。1939年底,艾黎来到延安,参加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产品展览会,工合生产的100多种工业品参加展出。艾黎与会谈,毛要求他尽量“支援在西北指挥游击队抗日的贺龙”。1940年,艾黎第一次前往西南地区视察工合组织的纺织厂、造纸厂、机械厂和火柴厂等。同年他前往新加坡寻求当地华人华侨对工合的资助,战时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马来亚缅甸等许多国家的海外华侨对工合运动持续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同年7月,在重庆举办了工合全国各地产品展览会。这一年艾黎代理了中国工合协会总干事一职。1941年,艾黎从缅甸沿滇缅公路运回美国捐赠给工合的卡车和物资,沿途视察了云南、四川等地的工合合作社。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爆发使工合运动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同年11月,艾黎参加宋庆龄在香港举办的工合产品、图片和宣传画展。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

战时的重庆聚集了大批亲日派的势力。因为工合具有国共合作和全国统一战线的性质,以及工合实际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人阶级组织,这便引起了CC集团的破坏。重庆工合总部作为一个组织此时已极为腐败。高层希望利用工合以获取大量经济利益,同时又希望有效加以控制,使其避免发展成为人民。在国统区,不少工合合作社工人和管理人员被逮捕,投入监狱或杀害。孔祥熙承诺的贷款也从未予以实现。工合运动几年来,对艾黎的各种诽谤和谣言从未间断。最终于1942年9月1日由于他对工合的帮助,解除了他在中国工合的职位,促其离开中国。艾黎继续以工合国际委员会实地工作秘书身份坚持工作。工合运动原计划建立3万个合作社,以承担30%的中国战时生产。但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巅峰时期,一共创办了大约3000多个合作社,约有25万名合作社工人。他们生产了50多个工业门类的500多种产品,其中包括:纺织、服装、制毯、印刷、运输、铁器、铸造、煤矿、金矿、简单机床、土木、农具、玻璃、面粉、炼糖、卷烟、陶瓷、化工、燃料、电机、药品等;军工方面包括:军服、手榴弹、畜力大车、帐篷、维修等;工合还创办了不少幼儿园。到1942年6月,整个工合每月生产总值可达24022944元。在战时国民经济中,工合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国营工厂仍占全国工业资本的69%以上。

艾黎在工合运动创办伊始便注意到在成立合作社的同时应进行办社和技术方面的培训,他一直举办了各种短期培训班和财务方面的大专班。从1940年伊始,工合在全国非敌占区创办了培黎学校,为普通合作社徒工和逃难的工农子弟进行培训。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人何克就是其中一所学校的负责人。后来由于战事等原因,主要的培黎学校迁到了甘肃的山丹,在那里有了较大的发展,并一直留存到了现在。

工合运动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走向衰落。但在抗战时期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主要有:1、它在战时经济和工业生产方面为抗战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经济基地,生产各种日用消费品和军工产品、武器,被誉为“经济国防线、在宣传抗战和获取国际支持以及支援方面作用显著,提高并扩大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当时战争造成的数量巨大的逃往内地的难民提供了工作和生活的可能。4、工合把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扩大到工农大众中,并以实际生产为载体稳固这种思想意识。5、在底层农民和工人大众中传播了民主思想,这种民主思想也是依托在实际的工作生产当中的。6、工合运动为后来新中国的合作社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7、工合的模式对世界上其他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据材料显示,亚、非、拉已有印度、巴西、日本等至少50多个国家和地区曾经或正在进行工合形式的生产活动。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官方定义是“在我党指导下……国共两党高层要员参与组建和领导……方面的蒋介石、孔祥熙、宋美龄等,方面的董必武、林伯渠、以及宋庆龄等都曾担任领导职务。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是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结晶。中国工合通过组织工业生产,谋取国际援助,成为‘后方经济堡垒’,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工合所代表的合作生产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后都起到了独特的作用。1983年,中国工业合作社得以恢复重建,艾黎担任顾问,工合为新时期的经济生产继续做出贡献。2000年前后,工合还为我国所有制改革做了大量探索性的工作。今天,工合积极为会员企业提供国内外合作平台,广泛开展培训教育、信息交流、技术咨询服务,为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探索所有制改革、改善民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新的贡献。目前,中国工合拥有会员企业2万多家,涵盖多个行业,正在走出一条“以合作经济为基础,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合作发展”的新路。在国家扶持小微和乡镇企业,以及天猫、淘宝等经济和销售模式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工合的身影。

艾黎对工合的坚定追求与其家族背景,尤其是他父亲的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参见侯德础:《中国工合运动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齐福霖,南山:《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史》,出自卢广绵,寿祝衡,齐福霖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艾黎:《工合运动记述》,出自卢广绵,寿祝衡,齐福霖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埃德加·斯诺:《中国的“工合线”》,出自卢广绵,寿祝衡,齐福霖编:《回忆中国工合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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